枕戈：中国历史似乎就是一个轮回。

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恰如阿伦特说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由得不相信，自由开始于政治终结的地方，因为我们亲眼看到，当所谓的政治考虑压倒所有其他考虑时，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

新时期刚刚出现的公民政治运动（从西单民主墙运动到六四天安门运动）与新启蒙文化运动在80年代末突然受挫，1990-1991年中国政界全面左倾，文化界则风声鹤唳，万马齐喑。[1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5页。我看到成片地连结到一起延伸到对面街角的小集市都用竹竿支着塑料纸撑成顶棚，显得更加闷热难耐。她在认识她的丈夫——一个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商人之后就基本不再工作，迅速地结了婚，也迅速地变成了‘家庭妇女，每天做美容，看录像，吃瓜子，翻杂志，听音乐，直至买菜、做饭。我耳朵里听到黄色歌曲了，天哪，我该怎么办？这下真是跳到鹤地水库里也洗不清了。

但90年代以后，另一类型的世俗化出现了：不再关注公共世界和他人，而是沉迷于物质享受和内心隐私。（《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34页）阿伦特说，世界是一个把人既联系起来又相互分开的公共空间，如同桌子。   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考虑这个问题，儒家如果能够不完全依赖着政治人物而在民间也能生长，这才是重要的。

网站是2012年9月办起来的，那时习近平还没有上任。按照这个脉络，新儒家跟我们湖南人太有关系了。枕戈：关于文明的起源论，这里也许对应了一个哲学命题，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可以变多，多又变一。   你在云南、贵州等地可以看到傩文化，其实跟整个中国古代的文明是连接在一块的，不是断裂的。

第二种，就是一党两人、一党三人等的选举制，就是在坚持一党的情况下，可能推举两到三个人选举。所以这个问题也一直在问，怎么样的方式才更适合。

枕戈：2012年11月，我们举行秋风、杜钢建对话儒家宪政，千年学府演绎‘新朱张会讲的大同学术会讲时，杜钢建老师发表了一个观点：箕子陈述了中国第一部宪法。权力的最根源的合法性其实是打下来的，共产党的江山是打下来的，除非干得一塌糊涂才可能崩溃。宪法就是一种政治学说在国家统一时的现代表现。君这个词其实没什么不好的。

   我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作为一个佛教人物或者道教人物等等，我对这个世界的贡献与影响力也很大，获得的尊荣有可能更多呢。包括西方的文化，比如自由主义、左派思想，也会兼容并蓄进来。我时常提到，不是要但开风气不为师，而是要为师，但不一定要开什么风气。假如没有他的倡导的话，我们大陆新儒家的发展估计还像蜗牛一样地爬，现在他把儒家推到舞台中心上来了。

或者前十年无息，之后慢慢加点利息，这样就会鼓励三代人住一块。杜钢建老师若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就应该把它拿出来，供大家一起讨论。

   两岸新儒家的区别哪有那么大的问题？两岸新儒家本来就应该合衷共济，好好地为整个中国的文化大业共同努力，往前迈进，成为人类文明更多交谈对话的一员。台湾因为它小嘛，它靠非常多的社团、NGO、NBO和非常多的宗教团体，这些儒道佛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国学，都在这里面。

   林安梧：我觉得大陆跟新加坡很不一样，很大不同。   习近平留意到这个问题，而且是与时俱进的。要参与整个社会的文明建设，怎么参与？儒道佛乃至其他各种不同的精神文明要参与，现在儒家只代表参与的一部分，是诸多部分里的一个。但西方更强调管理者是如何诞生的。这个状况下，大陆新儒家也必须呼应着大陆目前的实际状况。大陆新儒家首先应该要对这个社会作贡献。

10年前，整个中国的GDP没到那么大，中国的整个国力没那么强大，志气也没那么高。再者，他不能代表台湾新儒家，至少台湾的儒家相当多元，几乎都不统一。

我偶尔写写字，但是我绝对不敢宣称是书法家，你一说是书法家就写不好了。只是认为应从他那里谈起，而不是认定曾国藩是当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什么的。

为什么港台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家有很大差异，可能就跟不同的制度有很大关系了。这样的文章都没有封杀，应是得到了习近平这个班子的默认。

第二，这很无谓，还拿出来对阵一下，接下来还要讨论一下。这里有个背景，港台新儒家认为台湾已经实现了民主选举制度，香港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跟西方文明已经很接近了。儒家本来就是：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我偶尔写写诗，但我不是诗人。

你们现在的猜想有些道理，但是不足以证明，目前需要整理更多的材料。所以，不应该因为李明辉所引发的一个虚假问题而成为问题，他讲的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仔细研究，杜钢建认为，该部法典对治国理念、国家治理体系、百官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枕戈：我和朋友们讨论的时候常说，中国大陆的未来政治制度可能有三种：一种可以用最古老的讲法，叫做禅让制，其实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形式上是不断传下去的，禅让下去的。

因为儒家涉及到治国之道的特别多，而这些传统语汇最后都朝向最高的理想——世界大同、天下无公。西方用所谓的普世价值横扫过来，年轻人招架不主，被洗了脑，他肯定不放心。

大家讲秩序，整个社会就会稳定。   要防止所谓的西方的和平演变。国家分裂时当然可以百家争鸣，就像一百个国家有一百部宪法，但国家统一时必熔铸百家于一体，作为一个国家的公共政治学说（也就是古代的王官学，区别私学、诸子学）。如果从曾国藩说起，那么康有为、梁启超都应该算新儒家了，那就有一大堆人物了。

大同思想网的格局可以很广，可以从事和推动国际的文明交谈、对话、互动，也可以落实宪政的问题、法治的问题，很重要的是扎根于整个社会，一个公民的良善社会怎么养成，公民良善社会的君子之道该如何养成，公民之道该如何养成。它要说明这个国家的根本治理原则，一定会有。

一人一票来决定国家大事，章炳麟就不同意，他认为他那一票应该抵过人家几千票。   林安梧：毕竟儒家道统是正统嘛，你自己是正统，但一百年中都被挤压到地底下，两个极端的势力在吵。

目前来讲，大陆社会至少这三十几年来是中国帝制崩溃后最为稳定的，政权交接、领导换班的过程中也是最为稳定的。而现代人更多是生活在宪法法律下的，不是生活在传统儒家道德中的。